赤壁之战历史简介

挥鞭南征

　　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后，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正月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立即开始为南征做好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军事上：建造了玄武池训练水军，派遣张辽、乐进等驻兵许都以南，准备南征；同时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对可能动乱的关中地区采取措施，上表天子封马腾为卫尉，封其子马超为偏将军，继续代替马腾统领部队，令马腾及其家属迁至邺作为人质，以减轻西北方向的威胁； 　　政治上： 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自任丞相，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捏造罪名杀了数次戏侮及反对自己的政敌孔融，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采用其首席战略顾问尚书令、侍中荀彧“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的策略，自己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向宛城、叶县进发。另遣扬武中郎将、谏议大夫曹洪等诸将从东面的小路发动奇袭。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位。九月，曹军先锋曹洪陆续在舞阴、博望等地大破荆州军，曹军先头部队已经进至新野。另外曹操在攻下章陵郡后，又命赵俨以章陵太守兼都督护军，总领张辽、于禁、张郃、朱灵、李典、冯楷、路招七路人马，驻扎于章陵郡，作为后备从东面策应支援。刘琮惊慌失措，于是接受了蒯越与傅巽等劝说，没有通知屯兵于樊城前线一直在准备抵御曹军的时投荆州的左将军刘备，偷偷地纳表投降曹操。刘备直至曹操大军已经到达宛城的附近时才意识到刘琮已向曹操投降，于是派人询问刘琮，这时刘琮才派宋忠告知刘备，刘备既惊骇又气愤，为避免陷入孤立，只好立即弃樊南逃。 　　在渡河至襄阳时，谋士诸葛亮曾劝刘备夺取襄阳，但刘备不愿意，继续南走，另派部将关羽率水军从水路前进。然而，刘琮左右及荆州士民很多都投归刘备，随刘备逃走，结果使刘备军队的速度大大减慢，只能日行十多里。当时江陵（南郡治所）贮有大量粮草、兵器等，有人劝刘备留下民众，先攻占江陵，但刘备不愿意。曹操听到了刘备南走的消息，深怕他得到江陵军实，于是放弃辎重，轻装前进至襄阳，然后委任乐进守襄阳、徐晃另屯樊城，亲自与曹纯以及荆州降将文聘等率虎豹精骑五千追击刘备。据《汉晋春秋》记载，刘琮麾下王威曾劝刘琮趁曹操来受降没有防备之际，以奇兵掳获曹操，乘势夺得中原，可是刘琮不采纳。

占领江陵

　　曹军虎豹骑以日行300里的速度在长坂追上了刘备，当时刘备虽有十多万众，辎重数千，但能作战的士兵很少。刘备于是抛下妻儿，与张飞、赵云、诸葛亮等数十骑逃走。曹军夺得刘备军马、辎重不计其数，甚至掳获刘备的两个女儿。由于甘夫人与还是婴孩的刘禅未能及时逃走，赵云于是重新杀回把他们救出。与此同时，刘备命令张飞率领二十骑负责断后，张飞先拆去桥梁，在河边横矛立马说：“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曹军无人敢近，刘备得以逃生，而曹操亦没有继续追击刘备，而是赶往江陵。 　　此前，盘踞江东的吴侯、讨虏将军 ^[1]兼领会稽太守孙权势力不断壮大。建安十三年春，孙权击败守卫江夏的刘表部将黄祖，占领了江夏数县，打开了西入荆州的门户，正相机吞并荆襄；听闻曹操南下后，孙权接受鲁肃的建议以为刘表吊丧为名派遣鲁肃前往荆州，而实际上是去探听刘备等人的意向及消息。鲁肃到达南郡时，刘琮投降、刘备南逃的消息传来。鲁肃于是北走，在当阳长阪与刘备会面，随即劝说刘备与孙权联合。刘备听从，转向东行，与自汉水东下的关羽水军会合，又遇到前来增援的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所部一万余人，遂一起退至夏口。 　　曹操占领江陵后，立即采取安顿州吏民的措施，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大力宣传荆州“服从之功”，荆人因此被封侯者就有十五位，任用荆州名士韩嵩、蒯越、邓羲等人，任命文聘为江夏太守，蔡瑁为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而益州牧刘璋在曹操征荆州之初，就已经派遣属下阴溥向曹操致敬。曹操为了安抚刘璋，加刘璋为振威将军。不久后又派别驾从事张肃遣兵运送军用物资交给曹操，表示愿意接受征役。张肃被征辟为丞相府椽，拜广汉太守。曹操已占领荆州后，刘璋再次派别驾从事张松来觐见曹操，但此时曹操已志得意满，对刘璋不停地来讨便宜也深感厌烦，便不加理睬。主簿杨修劝曹操也征辟张松为僚属，曹操不答应。张松因此心怀怨恨，为后来劝刘璋与刘备结交埋下伏笔。 　　曹操以投降过来的荆州水军作水战主力，准备东征，有说目标仍是刘备，亦有指为顺势侵吞江东的孙权。贾诩劝说曹操宜先利用荆州的资源、休养军民、稳定新占地，可是曹操并不赞同他的意见，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也认为贾诩这么说“未合当时之宜”。

唇齿之盟

　　建安十三年十月，曹操留曹仁驻守江陵，自己亲率大军东下。诸葛亮见曹操东下，乃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遂与鲁肃同回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面见孙权。刘备也移师长江南岸，驻军樊口。诸葛亮到达柴桑后，先用激将法刺激孙权。然后察觉到孙权既不愿受制于曹操，但又担心曹操势强而不能匹敌。诸葛亮于是声明刘备的军力仍不下两万，有能力与曹操作战。然后又分析出曹操的劣势：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北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尚未真心归附曹操。诸葛亮认为如果孙刘联合，是可以逆转取胜的，并明示战后将有三分天下之势，孙权逐渐被说动了。 　　不过，当时曹操来势汹汹，以张昭为代表的一部分僚属主张投降，认为曹操托名汉相，是挟天子以征四方，抵抗的话于理不合；又曹操已占长江，江东没有天险可守；曹军水陆俱下，攻势强大，江东没有能力抵抗，所以劝孙权迎接曹操；此时曹操又送来劝降书，信上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恐吓意味极重。所以张昭等人更加坚定要投降曹操，孙权一时难以抉择；鲁肃趁孙权如厕机会，偷偷跟到孙权身边，先指出张昭等不足以采用；又说他自己投降曹操，还可官至州郡，但身为一方之主的孙权投降的话，曹操是绝对容不下的。孙权大叹张昭等人：“甚失孤望”，于是认同了鲁肃的看法，鲁肃建议召回往驻守鄱阳的周瑜共商对策。 　　周瑜回来后，亦坚决主张抗曹，他逐一分析曹军的弱点，与诸葛亮的分析亦大致相同：曹军疲惫不堪，必生疾病；天气盛寒，马无藁草；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中原士卒舍弃骑兵的优势，却不习水战。既而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来自中原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但已久战疲惫，而新得刘表降卒的七八万人，却心怀猜疑。因此只要有五万精兵就可以战胜。于是孙权终于下定决心，并当众拔剑砍下桌角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任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帮助筹划战略，率领黄盖、韩当、吕蒙、凌统、甘宁、周泰、吕范等及三万士卒沿江而上，与刘备共同抗曹。孙权则继续驻守柴桑，作为后援为周瑜运输辎重粮草，且告诉周瑜如果战事不利，“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 　　此时，曹营之中许多人都认为孙权不敢抵抗曹操，会杀掉刘备，然后步刘琮后尘。而从曹操的劝降书中亦透露出这种想法，但程昱却认为众人对孙权缺乏了解，可能错误估计了孙权的胆识，而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又是万人敌，孙权自知独力难支，必会资助刘备 ，与刘备联合来对抗曹操。其后果然如程昱所预测的。

鏖战赤壁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周瑜率领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然后两军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正在渡江的曹军相遇。曹军当时已遭瘟疫流行，而新编水军及新附荆州水军难以磨合，士气明显不足，因此初战被周瑜水军打败。曹操不得不把水军“引次江北”与陆军会合，把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操练水军，等待良机。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与曹军对峙。当时曹操为了北士卒不习惯坐船，于是将舰船首尾连接起来，人马于船上如履平地。周瑜部将黄盖于是建议：“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周瑜采纳了黄盖的火攻计策，并让黄盖向曹操诈降，以接近曹操战船。 　　至战日，黄盖准备了十艘轻利之舰，满载薪草膏油，外用赤幔伪装，上插旌旗龙幡。当时东南风急，十艘船在中江顺风而前，黄盖手锯火把，使众兵齐声大叫：“降焉！”曹军官兵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曹军二里许，黄盖遂令点燃柴草，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各营。顷刻之间，烟炎张天，曹军人马烧、溺死者无数。在对岸的孙刘联军横渡长江，趁乱大败曹军。曹操见败局已无法挽回，当即自焚剩下的战船，引军沿华容小道（今湖北监利北），向江陵方向退却，周瑜、刘备军队水陆并进，一直尾随追击。此战中曹军伤亡过半，曹操回到江陵后，恐赤壁失利而使后方政权不稳，立即自还北方，留曹仁、徐晃等继续留守南郡（治所江陵），而后委任乐进守襄阳、满宠代理奋威将军，屯于当阳。孙刘联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家瓜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南郡二郡（之后从南郡、南阳郡中分置襄阳郡、南乡郡[一说章陵郡])，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零陵 、武陵二郡，孙权则占据江夏、桂阳、长沙三郡。战后，曹操退回北方，再未有机会以如此大规模进行南征。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而孙刘双方则借此胜役开始发展壮大各自势力。

孙刘反击

　　孙权亲率大军北攻合肥，张昭率军袭击九江郡的当涂（详见第一次合肥之战）但其后均告失利；周瑜等亦进攻曹仁留守的江陵，隔江对峙，周瑜另遣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曹仁也分兵围攻。甘宁向周瑜告急，周瑜用吕蒙之计，留凌统守后，自己就与吕蒙前往解救，甘宁之围解决后，即引到北岸。吴军先包围前来迎战的曹仁部将牛金，后来反被曹仁两次突入救出自军。后双方克期大战。周瑜亲自跨马擽阵，却被流矢射中右胁，颇为重伤，于是退还。后曹仁知道周瑜卧未起，勒兵到吴阵。周瑜便起来，案行军营，激扬吏士，曹仁于是退回。以后双方处于对峙，吕蒙后来回忆说：“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可见周、程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是令江陵久攻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刘备上表江夏太守刘琦为荆州刺史，自己率军迅速攻打荆南四郡，包括武陵（郡治在今湖南常德）、长沙、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零陵（今湖南永州），四郡先后投降，庐江郡的雷绪也率领数万部曲归降。刘备委任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负责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刘备于是再到江陵协助周瑜，将张飞及一千人拨给周瑜指挥，另外向周瑜借得二千士卒，派关羽、吴将苏飞等到夏水断绝北道，阻绝襄阳与江陵间的联系，彻底围困曹仁。乐进、徐晃与满宠等率军前来夏水、汉津讨伐关羽，关羽于是撤退。其后汝南太守李通受命率众来援救曹仁，他一路且战且前，亲自下马拔鹿角入围，勇冠诸将，但在途中随即得病而逝。终于，曹仁在被围困一年有余后，粮尽援绝，伤亡甚多，被迫主动撤离。周瑜进驻江陵，被任命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又承认刘备已经占领的南郡长江以南之地。建安十四年，刘备自领荆州牧，将治所及大本营安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建安十五年，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议，把自己所据荆州部分的南郡、江夏郡“借”给刘备，于是刘备占有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并移治江陵。此间，刘表的不少故吏和将士都叛逃来投靠刘备。天下三分的雏型开始形成，问鼎江山的角逐拉开了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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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评论

　　此次战役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反对曹操的人称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它诸侯自然在政治正确性上难以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第三，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两家。不过在曹操兵败赤壁中，传统的史学家强调其思想轻敌骄傲。如张作耀《曹操传》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曹操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错过了战机。 　　为《三国志》作注的史学家裴松之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廓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裴松之又评论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役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他的观点认为，曹操进行赤壁之战时机是正确的，孙刘联军的胜利有运气成分。 　　不过，既然曹操具有如此的优势，所以令孙刘联军的战绩更显辉煌。此战，孙刘军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而传统的评论，一般忽略的一面是疫病流行因素。曹操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他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陈寿亦多次提及曹军有疫病。 　　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是在冬天开始的，但曹军在转徙、训练时间是在秋天。曹操水军在赤壁之战战前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致使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而刘、孙军队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士兵体内或多或少已产生一定的免疫力。但是这个观点也有缺陷，曹操水军主要来自荆州水军，这些士兵对血吸虫的免疫力应跟孙刘联军应该差别不大，所以该是其他疫病。 　　在远流出版，陈正德撰写的《曹操争霸经营史》一书中，分析了曹操战败的原因。他将主要的失败原因归咎于东南风。 　　曹操用兵如神，俗语说：“说曹操，曹操到”代表曹操用兵的疾如风与侵略如火，刘备在徐州就因准备不及而弃军逃亡，至荆州赤壁开战前，又遇到类似状况。曹操既然用兵谨慎，在赤壁兵败如山倒的原因除周瑜自身分析的以外，周瑜可能还隐瞒了一个气候学的事实。在洞庭湖一带，因为地形风的原因，当天气放晴时，可能会逆吹东南风。这一点是北方长大的曹操所始料未及，而长江水边长大者的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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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分析

长坂追击战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开始南征，他向荀彧问计，荀彧说：“现在您一统华夏（黄河流域），南方已经震动，您应该趁势速出叶、宛，则荆襄恐惧，可以平定荆州。”（注二） 　　八月，刘表病死，果然刘备听说曹操到宛城弃新野，走襄阳，刘琮投降曹操。此时一切太过顺利，曹操已经基本达成此次南下战略。 　　只剩下一个夙敌刘备而已，此刻他正带着“十万百姓”逃到当阳，即将前往军事重镇江陵。于是，曹操派遣自己的精锐部队“虎豹骑”五千人，“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在长阪追上刘备，并击溃刘军主力，“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注三） 　　《三国志·刘备传》说：“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 　　《三国志·张飞传》记载：“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三国志·赵云传》记载：“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总之其形式与《三国演义》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曹操没有八十三万大军而已。应该说这次追击战显示了曹军精锐骑兵强大的战斗力，也说明刘备此人戎马一生的经验，从实力对比来看，双方可以说不胜不败。 　　关羽率领的水军在汉津接应刘备，才使其没有遭受灭顶之灾，刘备逃到夏口。占据江陵对抗曹操的企图失败。 　　曹操率领部队占据江陵，取得大批战船的战略物资，使曹操决定进一步南下，彻底消灭刘备和孙权。 　　早在曹操南征时，孙权就把部队调往柴桑，并派遣鲁肃前往荆州探勘虚实（注四），结果刘表死了，却见到了刘备，双方决定结成同盟，刘备派诸葛亮为使前往东吴。

兵力变化　

　　曹操占据江陵后南下乌林，要渡江灭刘备，同时刘璋向江东送信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 　　这个时期刘备的兵力可以参考《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语：“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但这个说法明显是为了同盟提高自己的身份，获得同等的待遇提出的，所以其水分不小。 　　A《三国志·鲁肃传》（应是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的合传，下同）引《吴书》记载鲁肃语：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 　　连“一校”兵都不够，可见当时刘备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江表传》记载：刘备“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是因为自建安十三年以来损失不小，使曹操不得不在十二月撤军，没能继续南下。 　　那么可见，虽然在赤壁的损失不小，但曹军的总体实力仍然远大于孙刘，只是暂时不足以继续渡江作战而已。要知道在两年后曹操还大败了西凉人马。 　　所以，尽管曹操烧了自己的的水军战舰，但曹操的陆军仍然保持了相当多的数量，其精锐部队基本没有损失，只是由于水军的失败导致曹操无法渡江登陆，再加上瘟疫，才使曹操不得不放弃从赤壁一线登陆的企图。 　　这些损失的战舰绝大多数原荆州留下的，其水军也都是原荆州籍士兵，赤壁之战曹操的直接损失来自此处，而由于瘟疫间接损失的兵力虽然也不小（注十），但与荆州水军比还不算多，可见什么时候都是“嫡系”好呀！ 　　Ｂ这一时期刘备军的兵力开始增加，《江表传》记载：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 　　可见刘备在荆州的数年肯定没闲着。 　　紧接着刘备收取荆南诸郡，进一步扩充实力。仅仅在两年后，刘备就可以两线作战。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先主并军三万馀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 　　刘备这个人的确不简单，只是得志晚了点。《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 　　Ｃ至于吴军起兵力变化不大，虽然收编了一些北方降兵，在攻击曹仁时又获得不少战马（注十一），但自己也有伤亡，应该还是只有原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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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形势

曹操的部署

　　曹操从建安十三年十月之前曹操取得江陵，拥众数十万。他一面命文聘为大将，“使典北兵”，镇守江夏边境。一面亲率大军继续南下乌林，准备登陆赤壁。 　　那么曹操是不是将绝对主力安排在了乌林一线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志·曹仁传》记载：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 　　《三国志·曹纯传》记载：从征荆州，追刘备於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 　　《三国志·乐进传》记载：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 　　《三国志·徐晃传》记载：从征荆州，别屯樊。 　　《三国志·满宠传》记载：建安十三年，从太祖征荆州。大军还，留宠行奋威将军，屯当阳。 　　《三国志·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昭、冯楷七军。 　　可见曹操的大将几乎到齐，是不是这些大将没有到达乌林，留在荆州各地？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留屯”，说明不是乌林之战前的部署，而是之后。 　　要知道《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赤壁之战乃是曹军的污点，自然不会多写，也就没有他们的具体事迹了，比如曹军外姓第一将于禁，他的本传连“从平荆州”的字样都没有，如果不是《赵俨传》提到他，我们也就没有他到达荆州的证据了。 　　又比如张辽，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提到：“张辽临于赤壁，王浚下于巴丘”。 　　可见，曹操的主力部队是悉数开赴赤壁了。他希望以荆州水军为主力，进而利用绝对的兵力优势渡江，只是他高估了荆州水军，低估了吴军和长江。

曹操的失误

　　其实这个问题周瑜已经有很精辟的论述，他分析的五点应该说正是曹操的致命伤。 　　（1）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 　　关西军一直是曹操的威胁。 　　（2）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 　　曹操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希望的是用荆州水军对抗吴军，可惜他错了，赤壁之战前那场接触战证明了一切。所以曹操才会锁战船，只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敌人火攻。说到底还是水军不济造成的。 　　（3）又今盛寒，马无藁草； 　　《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可见战马没有草料，人也好不到哪去，饥饿与瘟疫是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这样的部队即使数量多也很难取胜。 　　（4）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三国志·曹操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江表传》记载：（曹操）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瘟疫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 　　（5）新收刘表之众，尚未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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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行军路线

1.进攻路线：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三国志·徐晃传》记载：从征荆州，别屯樊。 　　《三国志·曹纯传》记载：从征荆州，追刘备於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 　　《三国志·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 　　可见，曹操是从许昌全线出击，基本是以压制性的态势进击荆州，也正是这个态势吓跑了刘备，唬降了刘琮。 　　而曹操的进攻路线基本如下： 　　许—新野（樊）—襄阳（另派文聘防御江夏）—当阳—江陵—巴丘—赤壁。

2.败退路线：

　　《资治通鉴》记载：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汉末英雄记》记载：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 　　如果两个记载吻合，那么“华容道”和“云梦大泽”应该是一个地方。三国时的华容道是在江汉平原上潜江以南，监利以北的地方。而云梦大泽应该理解为包括南到洞庭湖，被到江陵的大片沼泽地和零星湖泊。 　　但在《三国志·郭嘉传》中有：“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 　　那么是不是《资治通鉴》和《英雄记》的记载根本就是错误？ 　　我是这样看的，曹操从乌林途经华容，虽然中间路难行甚至迷路，但最终他们到达巴丘，并退到江陵。 　　《通典》记载：“洞庭湖中三江口有曹由州，曹公兵败之处。”《括地志》记载：“巴丘湖中有曹由州，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船处。” 　　值得注意的是，巴丘有两处：一个是今天的岳阳，另一个在今天的江西崇仁。曹操烧船的巴丘应该是岳阳巴丘；《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的那个“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的巴丘应为江西崇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曹操的全部行程：许—新野（樊）—襄阳—当阳（长阪追击战）—江陵—巴丘—赤壁（败）—华容道（云梦大泽）—巴丘（烧船）—南郡—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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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刘联军行动路线

　　《三国志·刘备传》记载：“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及於当阳之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 　　这个记载已经很详细了： 　　新野——襄阳——当阳（败）——汉津——夏口（汇合周瑜）——赤壁（胜）——华容道——南郡。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先主至於夏口......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也比较明了： 　　柴桑——夏口——赤壁——乌林——江陵。 　　两军的汇合应该是在夏口或江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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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鏖战

　　时间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开始南征，大概在十月占据江陵。那么赤壁之战发生在几月呢？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 　　《后汉书》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 　　这样看来应该是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发生的赤壁之战。 　　但是《资治通鉴》和《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十月（注十二）。 　　另有《三国演义》所说的十一月： 　　孔明曰：“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风息，如何？”……孔明曰：“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可教子龙驾小舟于南岸边等候”。 　　其实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首先，如果按十月说，则赤壁之战其实可以说是场遭遇战，因为曹操十月才占据江陵，而同月战役结束；其次，按十一月说，则看似不早不晚，但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小说所写，可信度自然无法与正史相比；而根据最俱权威的《三国志》，应该是建安十三年冬爆发的赤壁之战，只不过这种观点有点与其它记载矛盾。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明年使于谯”，可见合肥之战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经结束，那么如果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这个时间内曹操还能从荆州跑到合肥，实在太紧张了，时间上根本解释不通。 　　但是，《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有记载：“东汉建安十三年戊子。十二月壬午朔，十五丙申小寒，三十辛亥大寒。闰十二月壬子朔，十五丙寅立春。” 　　也就是，建安十三年是闰十二月的，这样一来，一切紧张的时间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十月一说，则与《三国志》其他记载颇矛盾。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 　　说明曹操在占据江陵后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来稳定局势的。（注：稳定局势要用一两个月时间太夸张了，战机稍纵即逝啊。三国志记载贾诩曾建议曹操占领荆州后休养军民、稳定新占领地，但曹操并不赞同他的意见，可见曹操是不愿意在荆州拖太久的，史学家裴松之也认为贾诩这么说等于是犯曹操攻下汉中后没能迅速进攻益州同等错误。） 　　而《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又今盛寒，马无藁草。 　　“盛寒”应解做隆冬，而十月很难被称为隆冬，而十二月“三十辛亥大寒”。 　　另外，十月之说并非是《资治通鉴》和《后汉书》明确表示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而是模糊记载，是有回旋余地的，估计也是两部书的作者对于这个时间存疑，但没有下定论。 　　综上所述，十二月应为最俱权威，最为合理的解释。 　　建安十三年冬十二月整个月份是：从公元208年12月25日到公元209年1月23日。赤壁之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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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疑问

赤壁之战发生的地点

　　首先，最俱权威的《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而《三国志·吴书》的诸大将传记也都提到“拒曹公于乌林”的字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曹操是拄扎在江北的乌林。 　　而周瑜所在的赤壁又具体在哪个位置呢？它与乌林的关系如何？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赤壁山在今蒲圻县西八十里，一名石头关，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 　　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 　　《荆州记》记载：“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 　　《江表传》记载赤壁之战的情况是这样的：“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去北军二里于，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 　　“东南风急”与“中江举帆”，说明冲乌林来的船来自乌林东南，这与“上破魏武兵”比较吻合。还有《三国志·吕蒙传》的记载：“是岁，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于乌林”。这里的“西破”与周瑜传的“逆”是一个解释。 　　如果《江表传》所记载是事实，那么蒲圻赤壁做为赤壁之战的地点确实是最符合历史记载。 　　至于其他的“赤壁”从地或记载上都有难以解释的地方，由于争论太大，此处不做过多讨论。

张憙救合肥是在赤壁战前还是战后

　　《三国志·曹操传》记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 　　根据《曹操传》是孙权先攻合肥再发生的赤壁之战。 　　《三国志·孙权传》则记载：“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根据孙权传是成了赤壁战后孙权才攻的合肥。 　　是不是陈寿记错了？后人对此有很多猜测，《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三国志》的本纪是曹操，看《三国志》的人要想看时间，一定先看本纪，其他的传记一律向它看齐。本着这个原则，曹操本纪在时间上是绝对严格的，否则整部书的时间顺序就会很乱，《三国志》能被称作良史自然也具备这个条件。 　　也就是，孙权在赤壁战前攻合肥是肯定的，虽然《孙权传》是在赤壁战后才说“权自率众围合肥”，但它的时间观念与曹操本纪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何况后面还有一句“攻城逾月不能下”，说明其战斗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发生在赤壁战前，只是着重描写赤壁之战才放在后面来说。 　　只是这样理解还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憙被派遣在《曹操传》和《孙权传》的记述又产生了矛盾。 　　按《曹操传》则张憙是在赤壁战前被派，按《孙权传》是在之后。 　　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本纪》为尊来理解，那么陈寿关于这段记载就是失败的，因为孙权传的存在完全成了误导。

相对合理的解释

　　根据《三国志·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簿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遽烧围走，城用得全”。 　　记载说：“遇疾疫……颇复疾疫”，则很可能是在瘟疫大规模爆发之后才派的张喜。 　　而且，曹操在赤壁战前拥兵二十多万，而合肥这么紧要的地方竟然只派区区“单将千骑”来救，实在难以解释，除非是在赤壁败后曹操骑兵战马损失惨重，只有先派千骑支援。 　　综上所述，孙权攻合肥确实是在赤壁战前，张喜被派遣救援则是在赤壁战后。这样理解则既可以说通《曹操本纪》，又能兼顾《孙权传》。 　　而且没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首先，孙权攻合肥应该是在赤壁之战之前很近的时间，甚至是同时，否则曹操不会在赤壁败后才派救兵。 　　其次，曹操进军途经巴丘，败回时同样经过巴丘，与记载相符。 　　另外，这就能解释《江表传》记载的那批“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剩余的吴军部队的动向。 　　当然，如果您理解是陈寿老先生故意为自己的著作设下的一个谜团，或者是传抄过程中的误传，那也无不可。 　　注：但这种解释亦有不合理之处，曹公挥师长江，投鞭断流，似此危急存亡之秋，孙刘同心，当以全部军力与之抗衡，孙权没有理由在周郎战赤壁之际，自己还分兵攻合肥，又分兵张昭袭当涂（而且孙权、张昭还输得莫名其妙），将本来已经兵微将寡的江东军一分为三，等于是在弱上再削弱，已犯兵家大忌。因此以全部兵力进军赤壁，击败曹操抵后再兵分三路攻取曹操的地盘似乎从逻辑上更为合理。 　　（注一）《三国志·贾诩传》：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注二）《三国志·荀彧传》：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 　　（注三）《三国志·曹纯传》：从征荆州，追刘备於长坂，获其二女辎重，收其散卒。进降江陵，从还谯。 　　（注四）《三国志·诸葛亮传》：先主至於夏口……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 　　（注五）《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讬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注六）《三国志·周瑜传》：瑜曰：“不然。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注七）《三国志·周瑜传》：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 　　（注八）《江表传》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 　　（注九）《三国志·刘表传》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注十）《三国志·武帝纪》：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注十一）《三国志·吕蒙传》：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 　　（注十二）《后汉书·献帝纪》：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资治通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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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所在地

史料记载

　　主要的第一手史料是陈寿著《三国志》。 　　《三国志》之《魏书》、《蜀书》和《吴书》中有许多矛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依据上述的史料，经过整理考异后列出赤壁之战战争的过程(见卷65、卷66)。 　　近年来，考古发现开始补充正史记载。1973年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铜单马镫一件，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1976年，在赤壁山下一米多深的土层中发现沉船上的铁环、铁钉、东汉铜镜等物。同年，又在赤壁山上发现铜、铁、玉带钩各一件。

后世说法　

　　 多年来，学术界对于“赤壁”地望问题讨论，诸说并起被近代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 　　数百年来，历史学界对于“赤壁”之战发生的地点问题多有讨论，诸说并起，被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一般统计，至少有七种“赤壁说”：蒲圻说、黄州说、钟祥说、武昌说、汉阳说、汉川说、嘉鱼说。从现当代观点来看，争论的焦点在蒲圻说和嘉鱼说之间，而历史学出版物和已发现文物证据更偏向于蒲圻说。

蒲圻说

　　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中写道：“那个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元和郡县图志》亦称：“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采用了这一学说。1970年以后，蒲圻市赤壁山及长江对岸的乌林连续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文物，包括1973年出土的铜马镫、“建安八年”（203年）字样的瓦砚，1976年赤壁山下土层中的沉船遗址、赤壁山上的各式汉朝带钩，1987年开探的墓室中诸葛亮设计的铜弩机、东汉通行的五铢钱等等。1991年，湖北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出版了《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1998年，蒲圻市正式改名为赤壁市。

嘉鱼说

　　语言学家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持赤壁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北的观点。如上溯此说之源，有《大清一统志》引据《水经注》为证。《水经注》曰：“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此说后来为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所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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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夸大

　　后代的文学家在以此次战争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又往往有意地渗入了夸张、附会的成分。 　　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是全书最重要、规模最大、人才最集中的战事。从第四十二回刘豫州败走汉津口，鲁肃来夏口吊刘表之丧开始，接下去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第四十七回“庞统巧授连环计”、第四十八回“锁战船北军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到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都是描述赤壁的战事。 　　赤壁之战的参战人数也是夸大之一，《三国演义》说曹军一共83万，实际上曹军24万（青州兵16万，荆州水军8万），孙刘联军5万左右（孙权军为3万，刘备军为2万）。 　　《三国演义》绘影绘声地描写了周瑜的营帐驻在今鄂州市之西山，孙、曹鏖兵之处在三江口。 　　直到现代，赤壁之战仍然是三国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最为人所知。2008年，其事迹被改编成电影《赤壁》。